TUhjnbcbe - 2024/6/25 22:15:00
本文转自；“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必须学会共处共在”——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哲学思考1、病毒揭露了西方社会深处的等级结构杨光：尊敬的莫兰教授，您两年前作为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在北京主持了世界哲学大会，给中国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疫情期间，您在波士顿学院组织师生线上上课，同时也和许多哲学家一样对新冠病毒和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做出了哲学上的反思。年注定会成为历史的节点，很荣幸有机会在“光明国际论坛对话”与您一起从哲学的角度讨论新冠病毒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新冠病毒是一种处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半生命体，存活在宿主的活细胞中。它可以跨越物种传播，还可以自我繁殖复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异。它还能潜伏在宿主体内，隐而不发，这样就很难确定其实体性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传统的本体论术语很难抓到其本质。新冠病毒作为一个复杂多变的病理现象，如何为其进行本体论定位？病毒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边界生命现象，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莫兰：确实，新冠病毒以及应对病毒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我是个现象学哲学家，顾名思义，现象学是有关现象的科学，是研究显现给我们的事物和事件，以及它们的显现方式。这就意味着，现象学研究一个主题时，是要理解它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以一种整体主义的方式看待病毒现象，现象学可以向我们展示这次大规模流行病有关人性的面向，而这在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个科学、医学或者是经济和社会学问题，病毒入侵也改变了我们在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即我们现象学所说的“生活世界”。德莫特·莫兰（DermotMoran）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席，美国波士顿学院哲学系教授、主任杨光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科学界一直在从不同角度研究新冠病毒，关于它的物理构成、传播方式以及人体所体现的症状，我们已经知道的很多了，但还有很多是未知的。要想对病毒在科学上进行总体的把握，就需要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分享他们的数据库和技术。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很难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它确实是活的生命体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依赖生物科学来决定病毒的“本质”。如果没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特殊知识结构，没有显微镜等仪器，我们根本无处知晓任何肉眼不可见的病毒的存在，我们经历的不过是其结果。杨光：病毒基因序列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所以与其预设病毒在变幻的表象后面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和实体，然后追问其是什么，不如从对其结构变化的分析入手，分辨病毒的种类和不同的显现和传播方式。莫兰：病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因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复制自己的基因组，为此它需要一个宿主细胞。这样看来，病毒像一种寄生虫，是在宿主中活动的微小颗粒，没有宿主它就不能移动和复制。科学家认为病毒的自身传播是机械的，这个意义上像一种计算机病毒。这里的问题是，本是生物界的疾病入侵到人类的生活世界。这次的大规模流行病或许与对自然环境的毁坏有关，所以我们要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这里我们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哲学要向科学学习，但同时科学也要借鉴哲学，考虑到疾病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含义。我们既无法肉眼看到病毒，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不到指导我们人类行为的价值和规范，包括我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求。科学家可以谈病毒，哲学家可以讨论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整体语境。杨光：新冠病毒的携带者可以是无症状感染者，或者在一段病毒潜伏期后出现症状，而且经常容易与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混淆，其毒性还可发生变异，来适应外在的生存环境。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不是直接地、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的“现象”。病毒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疫情严重时，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无处不在，并且迅速蔓延。请您从哲学，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显学，即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角度描述新冠病毒及其影响。莫兰：病毒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活跃在不同层次上的整体现象，并能揭示出我们价值系统的运作。但这里，我们不该运用太多的现象学概念和术语，因为它们在揭示现象的同时，有时也会起到遮蔽作用。但二十世纪的伟大哲人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人类存在的“共在”（与他人一起存在）特征是值得讨论的，例如不同的共同体和社团如何被新冠病毒所影响等问题。10月31日，人们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行走。新华社发首先要指出，病毒揭露了我们西方自以为先进的社会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疫情让那些脆弱和容易感染的人暴露在外，这告诉我们，照顾老年人的社会体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变。青年人好像不容易感染，于是经常有年轻人轻率而随便地大规模聚集。年轻人与长辈，祖父母与他们孙子辈之间可能会产生裂痕。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习俗，如人与人之间问候时的握手和亲吻，不得不被放弃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病毒猖獗的大城市让人们向往乡下生活，但现在美国乡村的病毒也在扩散，所以旧的城市与农村的区分已经不再成立。尽管病毒是盲目的，它并不知道传染的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处于劣势的族群受影响的比例过高，出现了大量的重病病例和死亡。而中产阶级因为有单独的居住环境，可以更好地实现隔离。病毒揭露了我们社会深处的阶级等级结构。尤其是在英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讨论集中在不同的社区经历疫情的不平等方式，少数族裔染病的比例过高。这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包括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那些少数族群往往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不安全。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意识到新兴科技能减轻工人在机械工厂里劳动的辛苦，但惊讶于工人们的异化——他们对生产过程和利润的参与和分享其实是缺失的。今天，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外来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我们城市里许多边缘人群聚集居住地区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冠病毒召唤一种普遍的伦理意义上的回应，如提供舒适的住房、干净的空气、纯净的饮用水、安全的交通系统等。我们要重新想象城市生活。2、疫情让我们更加珍惜公共空间杨光：病毒狡猾多变还可以迅速传播、蔓延，而科学家和病理学家们的应急反应好像总是慢半拍，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怀疑。其实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大瘟疫面前，专业的医学知识也经常束手无策。大面积的流行病菌与整体性的生态、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这就要求一种覆盖面更广、涵盖众多维度的学科来应对。除了自然科学，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形成一种宏大的、综合性的生命科学和生命政治学。我认为主导现代社会发展的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瘟疫面前要自我反省，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脆弱，才能与其他学科一起应对危机。新冠病毒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可以被医疗措施控制、预防，但科技手段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大自然的协助和配合。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和古希腊的医学都强调过生命中自然的向度。所以，与其说是战胜病毒，不如说是人力与自然的力量共同作用，才能让我们首先学会与病毒共处，适应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后度过这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对待技术和自然的态度。莫兰：在技术面前没有回头路，战胜病毒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进步的科技来研发疫苗和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次新冠病毒与最近几次出现的其他病毒相似，都来自动物界，尤其当物种界限被跨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环境措施来保证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当然，地方性的治疗方法被科学测试和验证后也是有效的，但我们不能退回到迷信。当代的科学有自己的验证标准，例如双重随机测试等，当然这也可能被其他恶意的力量所阻碍和扭曲。历史上没有免受任何疾病影响的黄金年代，而最好的医学知识总是接近科学的。11月1日，在位于以色列医院，一名参加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的志愿者接受疫苗注射。新华社发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弃传统智慧，因为它是人类数千年的经验和创造性的结果，例如传统的中医。作为普遍性的科学，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程序严谨而精确，但也可能有些狭隘，所以我建议，对其他医学传统和实践要在用现代科学方法严格检验的同时保持开放性。传统医药多是来自植物，所以我们更要维护生物界，因为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医疗植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雨林的消失而焦虑。杨光：疫情期间的隔离、封闭、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在世界上生存的一个根本倾向就是与他人共在，发生接触，并进而缩短距离和破除陌生感，而隔离正是相反的倾向。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共在和亲密在这种缺失的状态中反而显得弥足珍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节奏被放慢，流动性被缩减，生活空间被缩小，这强迫我们去适应浓缩了的时空和其相应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