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无声闪电
——论海德格尔年“费希特阐释”的结构与旨趣
张柯
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探基与启思：海德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评判研究》第七章第二节，作于年夏，发表于《哲学动态》年第11期。
[摘要]海德格尔在年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深意作了详细解读，指出这种知识学虽有其限度，但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主体性哲学，而毋宁是一种对“人与存在之关联”的深刻致思。这种阐释提供了对费希特哲学的全新观察角度，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从康德哲学到德国观念论的传承和变化，而且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进程也有重要意义。这种阐释遵循“人与存在之关联”这一“基础问题”来勘察费希特哲学的极限性，对费希特哲学的伟大与限度作出双重定位，由此而使一种全新任务得以生发。
[关键词]知识学；基础问题；人与存在之关联；极限性
费希特哲学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显得非常特别：海德格尔明确承认费希特哲学的重要性，但又很少对费希特哲学进行主题讲解。在其为数不多的“费希特阐释”中，有两次阐释需要重点研究：一次发生在年讲座集《论哲学的规定》中，这里的“费希特阐释”讲得克制而简略，但却奠定了基本语境，而且首次宣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费希特—洛采坐标”[①]；另一次发生在年讲座《德国观念论与当代哲学问题处境》（又译《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中，这里的“费希特阐释”已相当成熟，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大规模阐释。年的“费希特阐释”不仅对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海德格尔在此讲座中一再指出，费希特知识学诸原理中隐藏着“此在之形而上学的开端”[②]，并且对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根本理解都首先需要对费希特哲学的到位阐释[③]），而且也开始引发当代费希特专家的重新探讨（因为这是哲学史上“在黑格尔之后首次出现的对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系统评注”[④]）。
年的“费希特阐释”迥异于传统哲学对费希特的理解，构成了对费希特的一种重新发见：海德格尔并不像传统理解那样仅仅把费希特知识学视为一种强化版的主体性哲学，而是在对其限度之辨识的同时看到了一道“远方无声闪电”（Wetterleuchten）[⑤]：“‘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机制就像一道远方无声闪电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出现了！”[⑥]也就是说，他在费希特知识学中看到了“人与存在之关联”问题[⑦]的一种预示。
海德格尔由此开创了新的费希特阐释局面，其中贯彻着海德格尔对费希特哲学之极限性的评判，它不是某种现成的、一目了然的东西，而是一种生发性的阐释，具有其深刻的语境、隐秘的结构以及深远的旨趣。但这也反过来使得海德格尔的“费希特阐释”具有相当大的理解难度，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一未被充分理解的阐释工作本身就构成了一道不显眼的、看似随机的、但事实上非常重要的“远方无声闪电”。这样的闪电不应无谓地沦入遮蔽，而应在思者之回思中得到某种保存，并由此映照出一条可供通达进而通向远方的道路。
一、“费希特阐释”的问题语境和问题机制
在年讲座中，海德格尔相当克制地给出了对费希特哲学之极限性的首次解释，指出费希特哲学一方面深化了康德的目的论思想，以更加明确的方式推进了康德式的、以人与存在之关联为实质含义的“批判实在论”，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康德式“批判实在论”的本真构成机制，忽视了“质料之预先给予”的重要性，以至于“他的目的论方法突变为一种构成的辩证法”，仍然具有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限度。[⑧]
这种极限性阐释一路传承到海德格尔年讲座中，使前后两种“费希特阐释”具有深刻的同构性。但后者也有其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更为成熟，也更为充分，显示出作者的精深思路和宏大筹划。这首先呈现在年讲座的布局中。该讲座除“导论”外，在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揭示当前的哲学基本倾向”事实上是对“导论”的详细补充。第二部分“与德国观念论的争辩”是全书主干，下面又分为三个环节，即对费希特哲学、早期谢林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分别阐释，而且尤以“费希特阐释”为重。这种“费希特阐释”在篇幅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而且在义理上也显示出对后两种阐释的奠基性[⑨]。
海德格尔对两大部分都作出了明确定位：第一部分的使命在于给出整个讲座的“问题语境”，揭示考察工作所要依循的“问题机制”；第二部分则是要依此“问题机制”展开与德国观念论的争辩。[⑩]他强调道：当前有两种哲学基本倾向，其一是人类学，其二是形而上学，前者追问“人是什么”，后者追问“存在者之存在”。这两种倾向绝非孤立存在，而是内在关联的，唯有把握这种关联，亦即人之问题与存在之问题的内在关联，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谢林的目标和道路”。这就是第一部分的任务。在此任务完成之后，“然后我们必须在第二部分尝试走走这些道路，为的是在那里遇见他们，以进行哲学对话”。[11]
海德格尔在此反复提及的“问题机制”（Problematik）有着确定含义，它实指“基础问题”亦即“人与存在之关联”问题[12]。从实质指向来看，构建着问题机制的第一种倾向是人之问题，第二种倾向是存在之问题，二者处于“本质性关联中”[13]，它们共同构成了基础问题[14]。海德格尔为此强调道：“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第一种倾向与第二种倾向的关联中来看第一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在自身中就已经与第二种倾向相关联了；并且唯有这两种倾向，在它们特有的但又昏暗的关联状态中的这两种倾向，才会使我们看见一个基础问题，对这个基础问题的加工呈现会为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界域，我们将会在这个界域中看到德国观念论的哲学。”[15]更明确的表述是：“存在之领会——人之有限性；在这一视向中对人进行的追问。如此就有了对问题的彻底化，不是对古代哲学的一种观点的采纳，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基础问题机制：在对人之此在的有限性的追问中，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乃是奠基性的。并非随随便便的对人和生命的追问，而是被基础问题所主导的追问。”[16]一言概之，要以“基础问题”为主脉与德国观念论进行争辩。
在看清这一基本语境之后，年讲座的内在脉络也就昭然若揭了。海德格尔坚决地以“基础问题”为主脉来阐释费希特哲学的极限性并由此取得解释整个德国观念论的关键线索。这一思路与年讲座的思路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唯有着眼于此，我们才能理解，年讲座为何会让海德格尔有“一个世界再次向我开显了”[17]之感叹。
但就内容而言，年的“费希特阐释”又远非年的“费希特阐释”可比。海德格尔在年对费希特知识学诸原理作出了非常详细的探讨，达成了令人瞩目的论述规模与思辨深度。海德格尔的做法基于他的这一洞见：“费希特的全部哲学活动本质上都是对知识学的修订，因为知识学就是哲学本身”[18]，而且“恰恰是在年的知识学中，才能看到在其传统形式下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机制”[19]。海德格尔由此明确了年“费希特阐释”的基本路径：从费希特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出发，获取对“问题机制”亦即“形而上学基础问题”的深刻理解，而且“唯一的路径就是，一步步地对这部著作之整体进行彻底思考”[20]。海德格尔暗示他的这种着眼于“基础问题”（及其运作机制“解构性奠基”）的解读是空前的，因为此前“所有关于年知识学的概述性报导，都没有切中本质性的东西，即‘奠基’本身的实行与明确运作”[21]。
但在踏上这种路径之前，海德格尔认为需要重新指明康德哲学的基本立场，因为必须从康德之基本立场而来并且从费希特对康德所作的继承和变化中才能看清费希特的真正位置。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极高评价——“在康德那里，我寻觅我所提出的存在问题的代言人”[22]——不是凭空出现的，因为海德格尔在年就已经对康德哲学形成了一种基本判断，即认为康德哲学也属于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批判实在论”，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年书评《论森托尔的亚里士多德与康德》[23]中，这种“批判实在论”致力于在一种区分中沉思人与存在之关联，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在论。这一基本判断不仅影响了年讲座中的“费希特阐释”，而且延伸到年讲座之中。
海德格尔因而在年讲座中如此重申其基本判断：“着眼于康德来看费希特那里的开端。整个德国观念论的问题机制不是源始的，无论是在存在问题方面还是此在之形而上学方面，都不是源始的”；[24]并且在讲座第一部分向第二部分的过渡中重新解释了康德“形而上学奠基”之深意：“形而上学疑难问题就可能性而言在古代已经存在了，但并未被提出来。这是通过康德才首次发生”[25]，这指的是，虽然康德是亚里士多德之后重新激活亚里士多德核心追问的第一人[26]，但亚里士多德并未明确提出他的核心问题，唯康德才首次提出了“人与存在之关联”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疑难问题[27]；并且按照“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等问题的逻辑秩序来看，形而上学与人类学内在相关，甚至是回溯到这种作为哲学人类学的人类学之上了[28]；如此，康德首次提出的形而上学疑难问题，实即人类学与形而上学这两大倾向的内在关联，亦即“人与存在之关联”的问题机制。
按照对康德哲学的这一定位，海德格尔对费希特哲学的重释工作也就得到了向度指引，但细节之处仍需进一步追究，因为费希特哲学虽然植根于康德哲学，虽然与康德哲学属于“同一路径”[29]，但仍有其特别之处需要深思。海德格尔对此的基本立场是：费希特所开启的德国观念论对康德首次提出的“基础问题”作出了“本质性变化”，而且这一点只有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三位哲学家的统一方面来看才能达到充分的理解。[30]要理解这一基本立场，关键在于澄清“本质性变化”之含义。从具体文本来看，这种“本质性变化”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即“深化”和“变异”。对这两方面含义的澄清工作正是年“费希特阐释”的执行路径：从问题语境和问题机制而来考察费希特哲学的特有位置，通过对费希特哲学的伟大和限度的揭示来追问一种新的任务。
二、对费希特哲学之伟大的思考
所谓“深化”，它关系着费希特哲学的伟大之处。在海德格尔看来，费希特哲学对康德哲学构成了这样一种深化：费希特对康德首次提出的“基础问题”予以明确化，使之更为清晰，促进了对康德的本质性理解（洛采正是受益于此并影响了海德格尔对“批判实在论”的特有理解[31]）。但这种明确化绝非轻而易举、按部就班的推进，其背后隐藏着费希特对康德哲学之宗旨的独到领会以及对康德哲学之前景的本己判断。海德格尔因而强调指出，费希特哲学不是从康德那里推演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从康德主义者的讨论中推演出来的东西，而是从康德首次提出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中跳跃而出的，“这种跳跃不再是未作准备的”，而是“作为知识学的形而上学的问题”。[32]这一表态意味着，海德格尔认为费希特把握住了康德哲学最关键的东西并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甚至可以据之反向照亮康德哲学的幽暗之处。
从整体上来看，费希特的深化工作体现在“体系问题”的确立上。而要看清这一点，诚如海德格尔所提示的那样，需要从整个德国观念论的统一性来入手，因为德国观念论的辩证法问题和体系问题都“不是哲学之单纯形式的问题，而是指示着一种在内容上有十分明确之开端的问题机制”。[33]从海德格尔在此讲座中对“问题机制”的明确定位来看，这意味着，德国观念论的“体系问题”指示着“人与存在之关联”问题，而且对此问题作出了较康德哲学更为明确的思考。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希特的深化工作被海德格尔概括为：“我们已经看到，人之本质问题乃是中心问题；但我们恰恰也看到，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问题必须如何被提出。费希特是一条道路，他使问题机制变得犀利鲜明了，这指的是，一种问题的可能性现在变得具体了，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在康德和其他人那里的问题可能性。”[34]
更具体地说，费希特的深化工作呈现为对“基础问题”的运作机制即“解构性奠基”的深化。对这一点的揭示和论述，构成了海德格尔对费希特知识学展开详细解释的根本动力，这也是年的“费希特阐释”最具冲创力的地方，年“费希特阐释”中的萌芽，在这里充分绽放开来。海德格尔力图通过大量文本分析指出，费希特知识学诸原理的根本旨趣，就是形而上学内部的“解构性奠基”之思。
“解构性奠基”是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决定性问题机制，它来自传统的尤其是洛采的“个体化原则”思想，但也做了重要转化。在年给弟子洛维特（KarlLo?with）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我确信，存在论只应在存在者层面得到奠基，并且我相信，迄今为止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清楚地看到并道出这一点。但是存在者层面的奠基并不意味着，任意地指向并返回到一种存在者中去，毋宁说，为存在论作出奠基的那个基础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才被发现的，即我们知道存在论本身是什么，并且于是就让存在论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而自行崩降趋于基础了。如同在弗莱堡的开端时期一样，我面对的问题一直是实际性问题——只不过更加彻底得多了，而且现在我也是以这样一些视角来面对实际性问题的，这些视角在弗莱堡时期就已经对我而言是主导性的了。我持续地致力于研究邓·司各脱和中世纪并接着返回去研究亚里士多德，这绝非偶然。”[35]换言之，这一决定性的问题机制是：从作为实际生命的人出发，对存在论进行这样一种奠基，存在论由于经受这种奠基而释离原本就不适当的高位，自行降解到一个源始基础中去，即解构到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中去，这个源始基础就是由人与存在之双重奠基构成的“人与存在之关联”，这种奠基就是要使人与存在归入它们的本源关联中。基于其特有的“批判实在论”理解，海德格尔看出，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虽然都还不能称作他所理解的那种真正的“解构性奠基”思想，但已经相当接近这种思想，至少是对此作了预感和先思：它们所思考的主体之奠基绝非只是为了主体之加固，而毋宁说，这种奠基的使命在于，使一种本源性的关联活动运作起来。
基于这样一种切近中的理解，海德格尔把康德的决定性贡献视为，康德首次提出了“基础问题”和作为其运作机制的“解构性奠基”思想。费希特哲学和它所开启的德国观念论也传承了对“解构性奠基”的深思，海德格尔在年讲座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并作了隐晦解说[36]，与之不同，年的海德格尔则力图通过对知识学诸原理的分析来更加深入地阐释这一洞见。这种阐释工作的依据是：“本质性东西作为‘使可能’，乃是基础。它已经‘存在’，更确切地说，是这种情形的存在，即它在我们的知识中持续地和必然地得到了探讨；它并非现在才有待被实施或者甚至才有待被‘造就’，毋宁说它已经存在于一切知识中了——我们绝非没有思考过它。但是，我们首先恰恰将这种本质性东西，当作向来个别的知识，以及在个别知识中被认识的东西来对待了。在喧哗的知识面前，我们恰恰没有洞见到源始东西。”[37]海德格尔的意思是，我们所要追问的“源始基础”就隐藏在知识学中，我们也绝非与之隔绝，但我们却需要通过一种解构才能通达它，关键因而在于，“从知识的诸多事实出发，分离一切，直至那不可想象其不存在的东西为止，后者因而就揭示出自身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在一切思想中必然已经‘是’被思考了的。方法就是，‘在行动中去把握其本己的精神’。”[38]从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层面来看，这种方法显然是一种解构的方法，而着眼于对作为“源始基础”的本源关联的通达，它也可以被称作“建构”[39]。按照这样的方法，以“本原行动”为中枢的知识学诸原理遂显示出它们的更深意味，“不应将它们简单地理解成一些命题，而是要在它们本身所表达的东西中，亦即在那种在它们当中呈现着并凭借它们而呈现着的东西中来理解它们。”[40]换言之，海德格尔在考察过程中所